辽河是一条位于北方水量并不丰沛的河。这几年还需要通过频繁的调水才能保证全流域通水都优配送端，但这里诞生了中华文明早期的玉器崇拜。
辽河流域
红山文化出土大量的玉器，华夏文明对玉的崇拜由来已久。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玦
我们的文明在几千年前萌芽时，开始建立历法和营建祭祀场所。这个过程是伴随着对农作物的驯化的、从良渚遗址中我们发现了几千年前的稻米。其实更早的距今约8000年前，在河南舞阳县发现的贾湖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水稻种植的痕迹。
展开剩余94%贾湖遗址稻米
农作物的驯化也意味着能养活更多的人，结成更大规模的组织。
冰期结束后，9000年到4000年前北到辽河，南到成都平原，东到东海之滨。中华文明已经蓄势待发。
甲骨文中的“粟”、“黍”字
万物的生长离不开水源的滋养。华夏文明正是紧紧依托于黄河和长江，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其他文明的产生也有着相似的规律。例如两河流域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催生了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滋养了古印度文明。
不过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的脾气不太好，比起尼罗河的定期泛滥。黄河长江的汛期是难以捉摸的。特别是黄河一旦泛滥就是改道并淹没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使进入了大一统时代，黄河治理都是一个难题。
远古黄河冲出陕州后，一路向东，每过一阵就会改道，整个华北平原广义来说是黄河的三角洲。
华北平原广义来说是黄河的三角洲
长江黄河固然是我们文明的母亲河。但是从考古发现来看。在建立王朝之前的先商时期。中国境内的农业部落的聚居地并非位于大河的主干道旁边，而大部分选择在黄河、长江的支流上。
严格意义上讲黄河长江的支流养育了我们的祖先。如渭河流域、洛水流域、汾河流域、汉水流域等。为什么先民选中的是这些支流。
我的推断不是先民选中的是这些支流作为栖息地，而是残酷的自然选择之后，只有生活在支流附近的先民活了下来。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冰期在1万年前结束
1万多年前地球冰河期结束，大量的冰川融化导致河流水量充沛。上古时代中国北方的水资源远比现在丰富。今天黄河干流的径流量是600亿立方米，当时的水量远远大于此。
今天黄河附近的水系，因为黄河下游是地上河，水系难以汇入，远古时期这是一战密密麻麻的水网
一旦黄河干流发生洪涝灾害，对刚走出渔猎生活的先民来说是灭顶之灾。
符合逻辑的解释是，当时应该有不少部落也是生活在黄河、长江的干流边的。但是这些部落被一次次洪水“清除”了，他们生活过的遗迹埋在深厚的河床之下。今天能把遗迹留给我们的恰恰是生活在水量相对小支流的部落。
支流水量较小且相对稳定，更易于控制和利用，先民也从自身的经验和其他部落血的教训中开始学习搭建水利设施，驯服洪水这头野兽。
远古时期的水坝遗址 良渚文明
在渭河、洛水、汾河流域的河湾处一个个农业定居点开始发芽。
对于早期农业社会而言，相对稳定的水源不单单能让他们在汛期保命。河水是灌溉农田的关键，而支流的水源流速更缓慢，容易形成冲积平原，这些都是土地不可获取的肥料。
一个极端的反例子，非洲刚果河因为水量太充沛在大西洋河口冲出一块淡水带，但是没有形成三角洲。
刚果河入海口
渭河、汾河的河谷都有连续几十平方公里，上百平方公里的河谷平原。这对于早期的文明来说这么大的区间是一个温暖的“三室一厅”。
典型的高出平地的台塬，陕西周原
即使支流也遇到了大洪水，在关中、山西、河洛有很多高出平地的台塬。先民可以暂时迁居到这里，我们今天在关中、山西的黄土台塬考古发掘现场也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祭祀的遗存。说明到了后期，不单单是河谷，海拔较高的黄土台塬也被开发作为农作和生活的区域。
华夏大地文明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了。
大洪水，塑造了国家动员力，中华民族淬火而生随着技术的进步都优配送端，人口的滋长。小的河湾冲积平原不再能禁锢一个大的部落。文明终于开始走向黄河、长江的全流域。临近部落之间可能已经首尾相接不再需要穿过森林沟壑。各个部落之间交流更加频繁。
长江中下游的史前文明遗址，密度相当高
根据学者估计商朝建立时的人口约为400万至450万，早一点的夏初和三皇五帝时代，人口应该来到了200~400万的级别。
这个时期整个黄河流域各条支流都已经被开发，先民不能继续窝在支流了。需要向大江大河迈出脚步。
一次不期而至的大洪水给了全流域的先民一次巨大的考验。华夏民族是在抵御洪水的生死考验中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的。
从部落文明迈向国家——大禹治水
治水诞生的国家我们第一个王朝夏朝诞生前，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自然灾害。黄河全流域的大洪水。这一次洪水规模极大，持续时间极长，真的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卷入其中了。这就是中国人熟知的大禹治水的故事。
我们一辈辈人听到的故事开头，在洪水到来后开始领导大家治水的是鲧、大禹的父亲，但是鲧的治水并没有成功。治理了九年还是没有取得效果。这次洪水不同于之前，干流支流都是过量的洪水，而且汛期很长，应该连续了多年。老的办法通过修筑河坝、堤堰的方式只能应对支流的小洪水，这次不管用了。
上古的这次洪水应该是全球性的，各民族早期传说都有大洪水的影子
因为是全流域的大洪水，之前这个部落修了堤坝把水引出去，可能在其他部落的区域泛滥了。反复如此造成了大量土地被淹没，大量部落在洪水的侵扰下消亡，这已经威胁到所有人的生存。
所以在更大的威胁面前，上下流域，各地区的部落在政治上形成了默契。大禹为了协调各个部族，需要各部族上交部分权力，使所有部族在治水期间都必须听从他的命令。
而且按照大禹治水的思路，需要牺牲一部分区域作为泄洪区。这里的部落要服从安排。他们的人民需要迁徙到其他区域去。这应该是最早的中央统筹安排，地方服从中央。
三峡移民搬迁
上个世纪三峡移民搬迁也是如此为了大的事业部分人要做牺牲。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实几千年变化不大。
治水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很显然这个时期的各部落都进入“战时状态”。各地区的粮储、物资不能仅供自己。需要服从安排，将关键的物资如粮食、布匹上交，统一安排。
不同部落的人被征调，就有了最早的徭役。治水期间肯定有不服周，不愿意听从安排的部落，那么就有军队对付这些不服管教的部落。
每一次人类应对危机，就是社会组织的极大进步也是个人权威的不断强化。大禹个人和他所在的部落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而辅助他的团体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成为了各个区域领头的政治势力。
四大治水部落都获得了巨大声望，未来将建立王朝
大禹的治水由四大部落领头组成的治水联盟来完成，它们分别是禹部族、契部族、稷部族和伯益部族。这四个部族后来分别成为了夏、商、周、秦四个朝代的祖先。治水结束后，舜帝为表彰四大部族的功绩分别给其赐姓：禹部族姒姓，契部族子姓，稷部族姬姓，伯益部族赢姓。
按照现在学者推断，大禹治水在4200年前，而夏、商、周、秦建立是4000年前到2200年前。那么这次洪水带来政治遗产连绵了2000年。
治水结束后，中华民族已经淬火重生，能够凝结更多人，抵御更大灾难的组织形式——国家已经形成。
启
大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父亲留下的权威和整套在治水期间留下的国家机器，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在平息水患之后诞生了。
二里头遗址，现代推断最有可能的夏都
致命诱惑历史教科书中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似乎就是老一辈革命家排除万难，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最后完成了北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使命，给人一股神圣感。
但其实北上路上，中央曾面临了巨大的战略分歧和诱惑。那就是1935年和4方面军会合后的路线分歧。
懋功会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短暂喜悦后，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靠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因此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而张国焘却认为红军应先向西先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川康边地区。然后积攒力量攻取成都，以四川为根据地。4方面军兵强马壮，张国焘声势很大。而且向西的主张并不完全没道理，是很有吸引力的路线。
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据继续北上，红四方面军则在川西“兜兜转转”，损失严重
其实红一方面军内部也有一些争议，连林彪曾一度对北上的困难表示担忧。毕竟北上还要过胡宗南的防区，战斗并不会轻松。
最后红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等部队由于受张国焘右倾错误的影响，往西进军了。马上就遇到了困难，川西北地区的自然地貌十分复杂，松、理、茂地区岷山、邛崃山、大雪山高耸入云，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十万红军一下子来到这个荒凉地区，粮食问题立刻成了严重问题。
若尔盖草原
单是草地就过了三回，付出了巨大牺牲，仅30军就由原来8个团变成了6个团。西进的红军最后还是失败了。张国焘也因为分裂党的行为，最后叛变离开。
其实不单单是张国焘个人分裂党的野心。在红一方面军内部，西进的诱惑依然很大。这一路上红军主力从江西西撤，过湘江、进云贵、走赤水。部队减员很严重，一路都在和国民党和各种地方军阀打仗，从上到下都非常疲惫。
张国焘虽说一意孤行，但他的建议并不是没有群众基础
而且川系军阀红军也打过照面，红军从军官到士兵普遍觉得川军战力不强，应该很好拿下。（然而后来4方面军入川，川军打的很激烈，4方面军吃了大亏）而且红军在四川期间，待的时间短但是获得了巨大的群众支持，当地的群众基础不错。
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各族群众提供粮食超7000万公斤、牲畜近8万头、衣被鞋帽57万件，解决了红军生存燃眉之急。长征中约4.5万四川青年加入红军，为部队注入新鲜血液。
长征路上很多群众加入了队伍
虽然张国焘的路线最终证明错了，但如果红军打败了当地军阀，甚至拿下了四川获得了必要的人员和物资。最后还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吗？
我的结论：如果当时红军真的主力西进，即使拿下了成都，日后必然无法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超一等的战略眼光北上是去陕甘宁，西进是入川。这不仅仅是军事方向的选择而是大是大非的路线选择。
只从军事角度来说，入川似乎更合理，四川盆地物产丰富易6q.9jxt.cn守难攻，守住剑门关就能自保，以红军的组织优势，完全可以安心种田几年，建设好部队再打出来。这点很多普通战士都能想到，跑了这么长时间的红军指战员都能接受。
剑门关
而北上却要危险的多，一方面是国军的堵截，另一方面会直面日寇威胁，而且西北和陕北一带人口稀少，地力贫瘠，还不如江西老苏区，一入场就是地狱难度。
后面红军刚在陕北站稳，蒋又把东北军调进关中。红军的处境一直相当困难，所以才有了西路军一路向西，当时也是带着打通新疆连接苏联的任务过去的。实话实话，西安事变之前陕北红军一直是命悬一线的。中央做好了再度转移的准备。
西路军向西损失惨重，但也是没办法，中央需要多几条路保存革命火种
可历史最终证明了北上的答案更合理，教员的思维比大家想到的更高一层，他抓住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
首先是入川了，攒几年物资红军真的能出来吗？历史上历朝历代占据四川的政权除了刘邦，谁打出来了？刘邦能打出来，首先是入川时间间隔短，项羽分封后不久刘邦团队就明修栈道7r.9jxt.cn暗度陈仓了，大军直指三秦，压根没有在四川待太长时间。其次秦代汉水没有改道，军粮运输比较通畅，刘邦后勤做的很不错。后面历代割据四川的政权没有一个能达到刘邦的高度。
西汉时武都地震汉水改道，不在走汉中，未来的蜀地政权想北伐后勤难以克服
一旦进了四川这个温柔乡，远离抗日第一线，过几年稍微舒服的日子，后面要再做战士们的工作出川到华北、华东区去作战其实很困难。
少不入川，四川太容易把人养的安逸了
而且出四川到华北去建立根据地，地理阻碍太多。此时已经是1935年了，日寇全面入侵还有2年，日本人如果在华北站稳，利用当地资源以战养战后果不堪设想。
日本全面侵华
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这是大时代下的主要矛盾。毛主席抓住了这面大旗，并吸引到了全国最优秀最具有奉献精神的青年去陕北。
在一个日寇不断侵略的时代，你去一隅之地搞阶级斗争，哪怕是对的，能吸引大众吗？大众眼里你就是进步一点的地方军阀。而北上抗日却抓到了时代的主要矛盾，你和日军作战，那么所有抗击侵略的义士全都会赞同你乃至加入你。
到敌后去，到祖国需要你的地方去全面抗战第二个月的洛川会议，我党就决定去敌后进行武装斗争。
尽管日寇一开始气焰嚣张，要几个月灭亡中国。几乎不费力就从北京打到了两淮。但是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在山西、河北、山东、察哈尔的乡间一点点生根发芽。
到1939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从1937年的陕甘宁边区一地、150万人口发展成为在晋 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冀中、冀东、冀鲁豫、胶东、苏鲁豫、皖北、鄂东、江南等地拥有多处抗日根据地，仅在晋察冀，就辖有40多个县，人口1200万。
大量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华北的日军敌占区已经千疮百孔。即使靠近南京日伪军大本营，也有新四军的根据地。抗战8年也让广大中国人民看到了哪一方才是中流砥柱，哪一方才是中国复兴的希望。
如果长征时期，我们没有选择北上而是选择走了容易的一条路。就没有后面广大的解放区和组织力量的成长。我党大概率会和历史上无数困在四川的政权一样堕落成为一股割据势力。有的时候选择正确但是艰难的路是极其困难的。如果第一步走错了，后面再也没有挽回的机会。
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
看党史就会有这种感觉，老一辈最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一群人在纷乱繁复的时局下，一次次选择了艰难但是正确的路。最后做出了宗教宿命般的伟大成果。
中国革命的神奇之处在于今天的我们可以吸取经验和力量，但是复刻路线几乎无可能，这几乎就是“神迹”。
最后向伟大的先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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